喝茶是个非常生活化的概念，有句老说是这么说的，“口渴了?吃茶！”是很具有代表性的，这里的茶和水是同义字。
反过来说，也说明了茶水的第一功能是解渴，相对单纯的水而言，添加了茶叶的茶水更生津解渴，排汗消暑，同时茶叶中的成份还能使人精神振奋。
普洱茶也是非常生活化的茶种，在西藏，青海，蒙古等地甚至还是真正的生活必需品，古代的游牧民族绝对会为得到茶叶而发动一场流血的战争的。
不同于中原和江南的喝茶需求，牧民喝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维生素，在中医说法则是消食解腻。
正因为如此，普洱茶种和它的原始制作工艺非常符合草原的需求：性烈（大叶种的茶叶有效成份含量高），制程原始（晒制的茶叶维生素等流失少），易于保存（选料粗壮不易变质腐化）都是普洱茶相对于其它茶叶品种的突出特点。
同样道理，由于这样的特点，普洱茶并不为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所接受，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普洱茶都只是云南少数民族用于和藏，蒙等易市的物品，直到满清。
作为以牧猎起家的满清政府非常清楚普洱茶对于藏蒙等地区牧民的重要性，为了更好的控制藏蒙等地区，满清政府对普洱茶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专营管理。
同时，作为传统的普洱茶消费者，满清皇室也开始要求地方进贡普洱茶，以用于满族的贵族消费和作为对其它游牧民族的赏赐之用，“贡普”这个名称开始出现了。
一说到“贡普”，经常喝普洱茶的老茶客会立即联想到细料，嫩芽甚至小叶种，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贡普和从前的一般的粗枝大叶的普洱茶是完全不同的，原因也很简单：急速汉化的满清贵族再也喝不下原来苦涩的普洱茶了，他们的胃已经适应了精细的食物，再也不是大块的牛羊肉和马奶，那么喝绿茶就变成了他们的新选择。
“贡普”适应了这种变化，也是普洱茶最早的“类绿茶化”，从外形到选料甚至包装都向绿茶靠拢。经过满清皇室之手的“贡普”由于被大量的赏赐，慢慢的被很多人所熟知，获得了“京师尤重之”的赞誉。
然而，即使如此，满清皇室也只在冬季时出于合时应景的考虑才饮用“贡普”，其它时间大部分还是以绿茶等作为日常饮用的茶品。
满清末年，“贡普”因无法送达北京城而不再上贡，但传统的普洱茶生产却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甚至因为新的消费人群和地区的出现，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号级茶”。
喝茶本身应该是符合人体需求的，但是茶叶中的成份对人体还是有些负面作用的，尤其对于胃，常年大量饮用过浓的茶水，会导致胃胀气甚至疼痛。特别是绿茶，青茶等未发酵或半发酵的茶类尤其如此。
藏蒙牧民饮用茶是添加到牛羊奶中去的，这样，普洱茶即使未经发酵也不会对人体产生不适影响。盛易祥。
清廷皇室贵族饮用“贡普”则本身就是偶一为之，更兼都是细嫩芽尖，对人体也不会产生不适。而在清末民初的“号级茶”年代，新的消费人群则对普洱茶有了新的要求。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之一，国内军阀林立，征战不休。动荡的局势严重打击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除云南南部普洱茶产地外，其它传统的茶叶产地均大受影响，更加上关卡众多，贩运殊为不易。
而在那个年代，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却未受此影响，早已经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华人一直从大陆进口茶叶以供所需。
随着局势败坏，茶叶商们开始将眼光瞄向云南，那里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更方便的交通以及相对安宁的社会环境，使大量茶商开始涌入滇南的易武小镇。
普洱茶迎来了它近代的一个高峰，除继续通过茶马古道供应藏区外，香港和东南亚也成为普洱茶的主要销售地区。
然而，普洱茶对于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来说有一个巨大的适应问题，刚生产出来的普洱茶虽然经过长途贩运，途中难免也有些轻微的发酵，但是，对于喝惯了绿茶，乌龙茶，红茶的人来说，这样的普洱茶还是太过生涩。
在这种情况下，茶庄或茶楼的茶商们只能将普洱茶储藏在仓库中，慢慢销售。这时，香港和东南亚的湿热天气帮了茶商们大忙，在仓库中的普洱茶开始了它们自己的进化——-陈化。
陈化，按照现代科学认为是一种酶促反应，普洱茶的原始制程使茶叶中的酶依然保持活性，在适当的温度和湿度下，酶促反应自然开始了。茶叶中的苦涩，也随着酶促反应而变得香甜适口。
茶商们敏锐的察觉到了茶叶的这种变化，开始主动加以利用，普洱茶，第一次以发酵茶的面目出现在香港和东南亚的茶楼和茶庄，因其价格低廉而迅速成为当地的主流茶叶品种。
香港在近代一直是普洱茶的最大宗消费地之一，和东南亚华人一样，香港对普洱茶的消费是建立在趋利避害的基础之上的。
香港茶商经过多年的摸索，总结出了使普洱茶能以较快速度陈化，保存其消食化腻功效，又能减少对人体不利的一套所谓“做仓”“退仓”的办法。普洱茶在经过这个变革后，开始真正进入主流华人的生活。
茶商追求尽可能快的资金周转，所以会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普洱完成一系列的陈化。然而，这种做法同时也使做仓后的普洱茶丧失了其本身固有的“香”和“味”。
当基本需求被满足后，仅仅保留“色”的仓茶是不能满足有经济能力的茶客的需求的，所以，即使在香港，在很长的时间里，普洱茶也一直是底层老百姓的生活之茶，价格低廉而实惠。
茶商为了使普洱更有味些，便模仿茉莉花茶等的做法，在普洱中添加传统芳香类植物，“茉莉普洱”“菊花普洱”等都曾经是茶楼点单率最高的茶品。这一切的改变，一直要等到90年代。
在普洱茶成为香港和东南亚华人的日常生活用品的时候，大陆的普洱茶生产还继续着原来的模式，即在满足蒙藏等地区的内部需求（称边销，国务院曾经设立边销茶管理办公室）外同时向香港及东南亚出口以换取外汇。
当时，国内其它地区对普洱茶并没有任何需求，即使在和香港一江之隔，生活习性极为相近的广州等地，人们甚至对普洱茶都毫无所知。这一切，其实和当时大陆的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由于缺乏和香港等地区的交流，对普洱茶的陈化做仓等做法缺乏了解，再加上民众一贯对茶叶喝新这一概念的根深蒂固，普洱茶一直未能获得国内除边区以外的民众的认可。
70年代，云南省茶叶公司组织的普洱茶发酵技术攻关，在本质上还是为了出口，只是为了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而做的尝试。
普洱熟茶的成功，确实迅速扩大了普洱茶的知名度，在获得传统的消费地如香港和东南亚等地认可的同时，甚至还远销欧洲。
香港的茶庄也会对外发售当年新出的普洱茶，有些茶瘾大的人也会购买回自家储藏，这些自己储藏的茶客不会刻意对茶饼进行加湿，往往都装在箱子里任其自然发酵，保存得好的，便是最早的“自然仓”出来的茶了。
2017年0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