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产茶的历史悠久，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唐朝咸通五年(864年)樊(绰)的《蛮书》卷七：“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银生城即今云南景东县城。普洱茶生产的明确记载是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方志学家谢(綮洔)的《滇略》：“土(蔗)所用，皆普茶也。”普茶即普洱茶。真正称呼普洱茶的是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普洱茶蒸而成团，西番市之。”《滇海盧衡志》中记载：“普洱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清人阮福1825年撰写的《普洱茶记》中说：“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界内所产，盛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山六处……”鉴于史料对六大茶山名称说法极少部分不一，州政府曾经组织专家实地考察后，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认定古六大茶山为：基诺(攸乐)、倚邦、曼撒(今易武)、曼庄、革登、莽枝。除攸乐茶山属景洪市，其他五大茶山都在勐腊县境内。
易武茶山今属勐腊县易武乡，包括乡政府所在地易武古镇的易田、高山、麻黑村委会、曼腊村委会、曼乃村委会等辖区。在普洱茶古六大茶山中，易武茶在普洱茶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易武茶山面积和产量均为古六大茶山之首
1957年，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首任所长蒋铨对古六大茶山实地考察写出的《六大茶山访问记》证实：莽枝又名勐芝大寨，与革登相距约7公里，周围地区不大，架布、习崆位于曼庄(曼砖)与倚邦之间，架布是个小村寨，仅产茶400余公斤，而习崆产茶更少，两地范围比勐芝还小，显然属于倚邦茶山;易武和基诺(攸乐)两地范围广、产茶多，按面积和产量，易武名列榜首，以此为倚邦、基诺、曼撒(今易武)、曼庄、革登。《勐腊县志》中说：“道光年间(1821—1850)，莽枝(勐芝)、架布、习崆等茶山逐渐衰退，易武茶山取而代之。”李佛一编(纂)的《镇越县新志稿》中记载：“清嘉庆、道光年间易武茶区年产茶七万担……光绪二十年前后易武茶区产量为二万担。”道光十六年(1836年)，易武至倚邦茶马古道所经过的磨者河上的永安桥修建完工，所立的碑文上写有“云南迤南之利首在茶，而茶之产易武较多”，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时迤南的经济利税主要靠茶叶，而茶叶产量易武最多。《西双版纳文史资料》第四辑中“古茶区分布情况表”表明：1912年易武茶区产茶5000担，比倚邦、曼洒、曼庄、革登四茶区产茶之和还多;1957年易武茶区产茶1250担，也多于倚邦等四茶区之和。因茶叶兴衰演变，史料文献中地名、产量记述有异，而易武茶山是普洱茶的主场地则是无疑的。盛易祥。
易武是普洱茶贡茶之乡
易武因茶而兴，清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涌入易武达“数十万人”之众，形成了“山山有茶园，处处有人家”的格局，一度被清廷“严禁客商入山作茶”。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主产圆饼茶(又名园宝茶)，因七饼为一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大量运往普洱经销。《普洱府志》记载：清乾隆九年(1744年)，普洱茶被宫廷正式列入《贡茶案册》，普洱府每年拨出专款“例银”，由思茅厅在六大茶山采办贡茶的遗迹在易武、倚邦堪称屡见不鲜。起于思茅，终于易武的石块铺筑的茶马驿道，实为采办贡茶之便而修;立于磨者河永安桥遗址上的石碑上，清清楚楚地刻有“刊易武至倚邦实国家采办贡茶所必由之道”的碑文;立于易武原石屏会馆前的《茶案碑》上，也刻有“乾隆五十四年前，宣宪招李文采等父叔辈，栽培茶园，代易武赔纳贡典”之事实。这些石碑均立于清代。除有历史记载、碑文刻录、实物佐证外，易武至今还保存的清廷赐匾——“瑞贡天朝”。书赠对象是车顺号茶庄庄主车顺来、李开基等人，车顺来、李开基等人在科举考试中已获进京参加殿试资格，但因山高路遥，难于进京参加殿试，便将精心加工的易武茶送入京城表达心意。皇帝品饮后大悦，封车顺来、李开基等人为“例贡进士”，并书“瑞贡天朝”四字赠之。(“瑞贡天朝”赐匾，至今仍由车顺号茶庄后人保存)。因此，易武被誉为“贡茶之乡”。贡茶大量入京，普洱茶在京城宫廷内外获得好评，声名远播。《普洱府志》中就有“普洱茶名重京师”、“誉享京华”的记载。
历经沧桑巨变，易武虽无往日辉煌，但遗存的古茶园(树)、古街道、古茶庄、古商号、古驿道，以及“茶案碑”、“瑞贡天朝”匾额和民间制茶工艺等，是以易武为代表的古六大茶山的“活化石”、普洱茶文化的“历史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