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落后”这个词绝不是一个好词，但对普洱茶来说，这个词意味着的，却是一种幸运。
落后意味着生长普洱茶的这片大地尚欠开发，更多地保留了大地原初的模样，更多地保留了较为原始的生态系统，因而也就更多地保留了普洱茶天然、生态、环保的品质，而这样的普洱茶，却是最适宜于人类健康的一种茶。这样的“落后”，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幸运？反观之，又何尝不是一种先锋？
普洱茶复兴的时候，云南最落后的一些产茶地区，当地的茶农甚至“落后”得不知道使用化肥、农药这些东西，他们生产出来的茶叶，多是天然的有机茶。即使到了在农业生产中已经广泛使用化肥、农药的今天，云南依然保留了几乎不使用化肥、农药的面积最大的有机茶生产地区。
同样落后的，还有云南少数民族的饮茶习俗。在茶饮文化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云南的少数民族却还自然地保留着几乎没有任何进化的各式各样的古老的茶饮习俗，堪称茶俗的王国。基诺族的“凉拌茶”和“煮茶”；拉祜族的“竹筒香茶”、“烧茶”、“烤茶”和“糟茶”；德昂族、景颇族的“腌茶”；哈尼族的“土锅茶”、“煨酽茶”和“蒸茶”；苗族的“菜包茶”和“虫茶”；布朗族的“酸茶”；藏族的酥油茶、奶茶……云南少数民族的这些洋洋大观的古老茶俗，大多都是以新鲜茶叶为原料，把茶叶当作饮料和食物，和别的佐料配在一起，无所谓茶汤、茶底而一古脑儿喝下去吃下去的。和今日流行的高度文明化了的品饮法相比，云南的这些茶饮习俗（包括唐、宋流行的“煮茶”和“点茶”）当然是茶饮方式的初级时代，是严重“落后”的。但这种落后却有一种幸运——人们饮（或许，用“吃”这个词更恰当）茶的时候，根本用不着考虑这么一道工序——洗茶（这是今日几乎任何一种茶冲泡的第一道工序）。洗茶，说明人们对茶的卫生有顾虑。而云南的少数民族茶饮习俗中，丝毫不考虑这道工序，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用顾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对茶完全放心。盛易祥。
他们对自己吃的茶完全放心，是因为他们对茶心无芥蒂。对他们来说，吃茶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因为茶对于他们，不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中的日常事物，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神灵恩赐的礼物。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把茶树，尤其是大茶树、古茶树当作神灵来对待。他们把茶当作是自己民族的护佑之神对他们的一种恩赐，而许多大茶树、尤其是古茶树，就是自己民族的护佑之神的化身。对于护佑自己的神灵们，他们（它们）当然也得到了精心的护佑。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们至今还保留着祭祀茶祖、茶神、茶魂树的习俗，就是对自己的神灵的精心守护。不仅是对茶树，而是几乎对所有的树，云南的少数民族们大都有一种近乎对神灵的敬畏和崇拜，许多民族都有保护树、保护山、保护水的天然的环保传统，对是否砍一棵树之类的事情经常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因为对他们来说，万物皆有灵，有灵的事物就不能轻易冒犯。这种观念从文明进化的角度来看，当然是落后的，甚至还停留在人类早期阶段的文明时代。但谁又能够否认，这种“落后”的自然环保观念不是一种最纯粹，最彻底的环保观念？
然而，在现代化汹汹大潮的冲击里，任何一种传统的观念都不可能幸免冲击。由于“落后”的原因，云南的许多传统的茶山、茶园都是“低产”茶山、“低产”茶园，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掀起了一股改造“低产”茶山、茶园的运动。结果自不用说，在提高了所谓的效益的同时，代价也显而易见——这就是有机茶种植面积的急剧减少和茶叶生长环境的极大破坏。这种趋势在普洱茶热的近几年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利益驱使之下，大量的原始森林遭到砍伐，被改造成茶园，影响了茶叶生长的良好的总体生态环境；大量的低产有机茶园被改造成所谓高产的茶园，其结果直接导致了茶叶总体质量的下降。
幸运的是，在“落后”的云南，环保的观念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和今日全球流行的大环保观念比较容易呼应。即使在“改造”最疯狂的年代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茶产业界都不乏保持着清醒头脑发出不一样的声音的人。尤其是茶产区的当地各少数民族，他们依旧抱着“落后”的传统和观念不放，自发地抵制了这种“先进”的改造，幸运地保护了许多古茶园和古茶树不被改造和砍伐。如今，人们终于站在更加广泛和更加开阔的视野上，认识到了这种“落后”的巨大价值，云南茶产业界更是发起了另外一种热忱——古茶树的保护和有机茶、生态茶的种植。
这种向着“落后”方向的改造是一种幸运。对于茶的消费者们，但愿有这么一天，在他们拿起一块茶的时候，可以不经“洗茶”就能够像云南的少数民族们一样，用各种自己想象得到的方式，把茶随心所欲地喝下去，吃下去；并能够在茶香的氤氲中，不至于怀疑自己所喝下、吃下的茶有可能占用和伤害了别的树种和生命的生存空间，因而在内心深处有所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