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去普洱市景东县采访，在哀牢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美丽的杜鹃湖畔，遇到台湾茶人黄进传先生，我是没有准备的。开始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商，最大的卖点就是恰巧把乌龙茶种得比全世界其他地方都高，种在海拔高达2500—2700米的杜鹃湖畔。
于是，我就试探地提起在普洱市种乌龙茶较早的几个人，说他们在99年就种了，是种“思茅乌龙茶”的先驱。“呵呵，想不到你还认识何老板、金老板，但我比他们还种得早，94年就在这里种了。”黄先生不无自豪的说。原来遇见种植“思茅乌龙茶”的第一人了，堪称此次景东之行的最大意外收获哈。本来想简单看看了解一下的我，就逮住了黄进传的半天时间，让他倒出从台湾到云南的二十年乌龙茶时光。
他像大多数台湾茶人一样，拥有极好的口才，在其绘声绘色的讲述下，我也打开了自己跟“思茅乌龙茶”的不解情缘……
台湾人的贡献：从“思茅乌龙茶”到“云南乌龙茶”
普洱市是个搞农业的宝地。原产于这里的普洱茶的品质与风光就不谈了，就是外来的咖啡也在这里长得很好，以“普洱咖啡”而驰名，成为云南小粒咖啡的最大种植基地与杰出代表。而说起“云南乌龙茶”的兴起，自然是绕不开台湾、泰国的一干早期布道者，他们早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在思茅地区（普洱市旧名）的群山中引进来自台湾、泰国、福建等地的优良品种，种植“思茅乌龙茶”。
如同在外来的雀巢公司的推动下，通过1988年起在思茅建立优质的咖啡基地，撑起了云南咖啡产业的天空一样，外来的台湾茶人在思茅深山里开辟优质的高山乌龙茶园，打响了“云南乌龙茶”的名气，成为继“云茶三驾马车”——绿茶、红茶、普洱茶之后最有潜质的一个新品类，在全省越来越多的茶区得到种植。这其中就包括近年来声名鹊起的大理州南涧县樱花乌龙茶园，人们在那里非常梦幻，分不清身处的是樱花公园还是茶园。
第一次听说，台湾人、泰国人在思茅种乌龙茶是在2002年，一位收咖啡原料的大户说，自己跟台湾籍贯的泰国人合作种乌龙茶，可以卖到几百元一公斤，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当时思茅的绿茶大部分卖十多元到三十元一公斤，能卖到一两百元的已经是极品中的极品了。2003年的时候，普洱茶刚开始热了，台湾茶人黄传芳来到思茅推广他的烘焙普洱茶，在他跟本地人合建的康提茶庄里，我见到康提的茶品体系里竟然有“思茅乌龙茶”这个品名。在思茅种乌龙茶虽然利润很高，但大都销往台湾，当作台湾高山乌龙茶出售。像黄传芳先生这样公然打思茅乌龙茶旗号的，是需要一点勇气和胆魄的。再后来，市面上卖“思茅乌龙茶”的多了，后来的后来“云南乌龙茶”的名气也跟着起来了。
这位种乌龙茶的黄进传先生，跟普洱茶界名气很大的台湾茶人黄传芳名字只有一个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类似的人——布道者。在《普洱市场10年风云录》一文中我追忆了普洱市普洱茶兴起的那段历史，把黄传芳归为“普洱茶文化的早期布道者”。黄传芳于2002年甚至干过在思茅的大街上支个小摊卖大碗普洱茶，进行普洱茶文化的路演推广工作。不管你认为他是在大街上作秀也好，还是他真的是那种能接地气的推广者也好，反正黄氏的文化推广手法，总让人印象深刻，很有大师范儿。而黄进传就像一个修苦行的，躲进深山就是20年，每天孤独的带领一帮工人打理自己呕心沥血种植的茶园，独自守望自己一生的事业。
他来景东做茶是在1994年，是在云南最早种乌龙茶的，许多种得比他晚的，名气都起来了，而他在云南茶界没几个人知晓。他的那片茶园之美，堪比南涧樱花乌龙茶园，哀牢山的原始森林、美丽的杜鹃湖、中科院的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海拔高达2500—2700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不准外人随便进入，等等，都在彰显其的卓尔不凡，任何一个茶园只要拥有其中一项就足以笑傲茶之江湖了，而其将这些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悉数囊括，只能用“人间仙境，世外茶源”来形容了。他无疑是“世外茶源”的隐者，闭关二十年，在“云南乌龙茶”的修行道路上，伤痕累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为得是向世人展示高山乌龙茶的极致之美，与遗世而独立的风韵。
今天他第一次在媒体面前，打开孤独的心扉，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自己在深山做茶的故事。
随着他的讲述，我才得知，他还是台湾七八十年代乌龙茶因创新运动而蓬勃兴起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如今许多流行的关于台湾茶的概念，比如高山茶、青心乌龙、生态茶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兴起的，甚至今天我们疯狂追求的古树茶，也可以在那个年代找到影子。云南普洱茶这十年走过的当代复兴道路，台湾早在三十年前就走过，在很大程度上两者的兴起原因、历程、流行的概念都极为相似。一句话，不从台湾乌龙茶的黄金年代——七八十年代说起，也就很难理清今天的云南乌龙茶的发展脉络，甚至也很难说得清楚云南普洱茶在当代是如何发展的。请让我们进入黄先生的青葱岁月，去感受那个火热的年代，去打捞台茶的光辉岁月，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去感受其中有哪些历史的逻辑决定了今天云南乌龙茶的命运。